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严益唯述评
又到年底，“清欠”再次成为中国职业足球绕不开的关键词。2009年年底，中国足协把一条“红线”写进转会规则：俱乐部一年内累计拖欠工资或奖金超过三个月，球员就有权获得自由身。那像是一声郑重的宣告——欠薪已经严重到足协必须更主动地“下场”介入的地步。
然而，16年过去了，欠薪仍继续发生，反复牵动着职业联赛的神经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：足协“清欠”工具箱里的工具越来越多，却始终难以让“止欠”成为稳定常态。问题根源出在哪？根治欠薪这一顽疾的解药究竟存不存在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不妨先打开这个工具箱，看看它是怎么一步步被塞满的。
一、开箱：足协清欠工具有哪些
工具箱最早装进去的，并不是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“准入大闸”，而是一座“警钟”——用合同后果倒逼俱乐部按时履约。2010年开始执行的《球员身份及转会暂行规定》写得很清楚：俱乐部一年内累计拖欠球员工资或奖金超过3个月，球员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，获得自由身。它要表达的不是“稍微拖一拖没事”，而是把欠薪的后果摆在台面上：你拖欠，就可能失去球员，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
这座“警钟”，像给职业联赛装上一套刹车系统，试图遏制已经失控的欠薪现象。但很快人们发现，它对个体维权有用，却很难单靠这一招改变整体局面。它更像一声警报，提醒球员“你可以跳车”，却难让俱乐部在欠薪的道路上“把车速降下来”。现实中，“三个月”很快被演变成一条可计算的时间线：临近红线就先发一点、拖一拖、签个分期，把压力往后推。
更麻烦的是，过去在一些欠薪案例里，还出现过“把钱拆成两本账”的做法：备案合同写得相对清晰，真正的大头以津贴、补充约定等方式留在合同外。球员要在仲裁里证明“那笔钱本来也该发”，难度并不小。这声警钟能帮个别球员“脱身”，却很难让整辆车长期按规矩行驶。
于是，工具箱开始加装上“准入大闸”。大致从2015赛季准入开始，“工资奖金是否清偿”被更明确地放进准入门槛：你欠薪，不只是可能输仲裁，更可能直接失去新赛季参赛资格。欠薪从“劳资纠纷”变成“生存题”。同一年，“准入审查”写进《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》，俱乐部对准入的敏感度明显提高——欠薪不再可以低成本地“拖一拖”，搞不好要把“明年入场券踢没了”。
再往后，外部压力接力。2017年前后，亚足联对逾期欠款与材料审查更严，国内层面中国足协的点名督促与限期整改也随之强化。欠薪从“俱乐部内部能否消化的问题”，上升到“可能影响亚冠资格与中国职业足球形象”的大麻烦。俱乐部欠薪，成了职业联赛绕不开的一道“信用关”。
2018年底开始，治理思路又往“控风险”迈了一步：限制薪酬、总支出、注资、亏损等，大家熟悉的各种“帽”逐步成形。目的很简单：既然成绩压力下容易军备竞赛、失控烧钱，就先把支出上限按住，把系统性风险降下来——与其等欠薪出现再清，不如先把最容易把自己拖入困境的投资冲动按住。
此后，准入规程越来越像一个固定流程：审材料、出公示、收异议、再复核；清欠名单分批公开，“谁过关、谁没过关”也逐渐成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年底压轴戏。如今，工具箱看上去琳琅满目：红线、仲裁、准入闸门、清欠公示，再加一堆“帽子”……几乎能想到的手段都上了。
但工具越多，现实的拷问也越让人困惑：欠薪为何还是止不住？
二、追问：为何年年清、年年欠
说白了，欠薪之所以“年年清、年年有”，并不是因为工具不够，而是因为它们容易被三股力量抵消：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；流程有窗口、现实可周旋；现金流一紧，最先被拿来“顶一顶”的，往往就是工资奖金。
第一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实践中，红线也可能被“操作化”。最典型的就是“三个月”的期限：它原本是触发权利与后果的门槛。到了2015版规则，条文里不再写死“三个月”，而是改为“经相关部门认定”的口径，球员可以主张单方终止合同。本意是让执行更顺，但在行业的对策里，“三个月”却被故意解读为“拖三个月不算欠薪”。红线本来是提高违约成本的，结果在一些场景里反而被当成“安全区”，把规则中的红线变成“卡线操作”。
第二，流程能解决复杂现实，也会带来可周旋空间。准入审查像年底查账：只看一个节点；名单公示像交作业；期间还有补材料、申诉、复核的机会。再加上分期、延期协议这些现实做法，欠薪很容易被拖成一场“先过关、后慢慢还”的流程战。久而久之，俱乐部容易形成一种预期：只要在节点前把问题处理到“能过关”，赛季中拖一拖似乎也能周旋。
这也解释了同一份清欠名单为何总能引发两种疑问：一边是“谁没上榜，是不是出事了”；另一边是“谁上了榜，是不是就真没问题了”。以国安为例，本赛季围绕“延迟发薪”的讨论一直存在，但由于准入审查的时间口径与“拖与欠”的边界并不总被外界清晰理解，没进首批名单未必就等同于“问题严重”，也可能只是时间节点、流程推进等因素叠加后的结果。再看蓉城，外界也曾对个别债务提出质疑，但当债权人认可“正在履行流程”，俱乐部仍可能被纳入首批公示名单。名单当然重要，但它更像一张“年度截屏”，很难替代一段“连续视频”。信息不对称一旦长期存在，就容易形成观感上的信任落差，也就更容易削弱“清欠”这件事的权威感。
第三，也是最根本的，欠薪的土壤是俱乐部脆弱的现金流。中国职业俱乐部的老问题就是造血不足：比赛日、转播分成、稳定商业收入、青训球员交易等主营收入，往往覆盖不了支出；资金来源又高度依赖单一投资人输血。行业景气时输血充足，行业下行时输血收缩甚至断流，现金流压力就会迅速传导到俱乐部。工资奖金通常是最大的成本项之一、也最容易被延期，于是就成了短期“缓冲垫”。
广西平果的经营困境就是一个提醒：近些年流行的一些看上去“有资源兜底”的地方支持模式，也不一定是保险箱。短期集中投入、冲成绩、引流，一旦产出效果达不到预期，俱乐部很难持续承担“城市名片”的角色，财务风险反而会被放大。江苏苏宁、广州FC的结局则让人看到：金元足球带来过一时繁荣，但当金主离场，历史债务足以压垮俱乐部。当过去投入被记成俱乐部债务、而俱乐部又无法造血，新投资人自然不敢轻易接盘。即便有了新东家，如果主营现金流依旧匮乏，历史负担仍然可能成为随时压垮俱乐部。欠薪从来不只是当季问题，很多时候是多年结构性风险的集中爆发。
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压缩支出的“帽子”也无法根治欠薪。帽子能压上限、降风险，但解决不了“怎么赚”。当主营收入依旧偏弱、投资人依旧单一，花钱再省，也可能在现金流波动时出现欠薪。更现实的副作用是：治理如果过度集中于“年底过关”，俱乐部就会越来越擅长“过关策略”，而对主营收入这种来钱慢、需要长期耕耘的领域投入不足。
三、解药：节流要动态，开源是根本
既然病根在现金流结构，解药也必须是结构性的：不是再多加几件“节流工具”，而是一套“节流与开源”同时发力的组合，并把两者关系摆正——节流是止血，开源才是治病。帽子可以存在，但它应当升级为“跟收入与现金流挂钩的护栏”，而不是一刀切的行政上限。
先说节流。工资帽、投入帽并非没有意义，它们能抑制军备竞赛，降低系统性风险。但更聪明的节流，不是把俱乐部按住不动，而是把支出纪律和可持续收入联动：俱乐部能花多少钱，不取决于谁更敢烧钱，而取决于你能稳定赚到多少钱、现金流有多健康。让俱乐部“按赚的钱花钱”，而不是“按目标成绩赌未来”，欠薪的诱因自然会下降；也能让主营收入更强的俱乐部，在合规前提下有更大的投入空间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2018年底中国足协推出各种“帽子”时，政策表达里其实已经提到“财务平衡”：统一记账规则、设定盈亏线、引入第三方审查并公开基本财务数据。只是这套思路更多还是通过“管亏损、管支出”倒逼经营；到2019版财务监管规程，又把重点放在“把账做真、把口径做齐”。方向没错，但要把“开源”变成能考核、能追责的硬约束，还需要更进一步。
12月3日中足联发布的新政总体延续原来的思路：时间表从准入规程正文里抽离，改由后续通知明确，操作更务实；同时把三级联赛梯队数目由足协2023年规定的“6/5/4”调整为“5/4/3”，并将女足队伍建设统一设为C级，回应了俱乐部“减负”的呼声——这一轮新政为俱乐部减负的意图明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新规还新增了俱乐部商务官、球迷事务主管等专职岗位，说明中足联开始更重视俱乐部的商务开发与球迷服务；这至少释放出一个信号：中足联正把“经营能力”纳入准入体系的考量。但仅靠增加两个岗位显然还不够，而从财务约定指标到各类限额口径的细化来看，这一轮依旧更偏“节流”与“把账做真”，对如何把联赛与俱乐部的经营收入做大，仍缺少更硬的制度抓手——这也正是“开源为何更关键”的讨论空间。
从足协到中足联清欠工具箱里真正缺少的，是一套“引导俱乐部增加主营收入”的组合工具。光喊“提高经营收入”，俱乐部很容易当成口号；要让欠薪退出主线叙事，就必须让开源变成硬指标：例如设定并逐年提高“主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”，引导俱乐部把造血能力做起来，让主要收入从单一输血转向经营性收入。一旦经营现金流更稳定，工资就不再是“拖欠换时间”的融资工具，而会回到“按约兑现”的刚性约束。
当然，只给一个比例也不够，最怕的是“下有对策”，把单一投资人的输血包装成“主营收入”：关联方赞助虚高、冠名抬价、签了合同钱却没到……都能把账面做得很漂亮。因此监管必须盯住“收入真实性”：不只看合同写了多少，更要看钱有没有真的到账、价格是不是接近市场水平，尤其是关联方赞助要查得更严，防止把输血伪装成经营。把漏洞堵住，指标才不会变成新一轮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。
同时，这个解药也不能只给俱乐部服用。中足联对联赛的经营质量同样关键：转播与商务开发、权益释放与服务、比赛日产品供给、联赛分红机制，决定了俱乐部主营收入的上限。联赛经营做不上去，让俱乐部单打独斗提高主营收入占比就容易变成空中楼阁；反过来，俱乐部经营能力弱，联赛产品也很难做大。根治欠薪终究是一项系统工程：准入继续做总闸门，仲裁与纪律继续提供硬后果，更重要的是把俱乐部从输血结构推向造血结构。
所以，如果要把“清欠”真正升级为“止欠”，至少有三件事值得尽快制度化，足协及中足联的制度工具箱里还需要补上“三大件”。
第一，把“到底什么时候算欠薪”说得更清楚、更透明。把“合同约定到期就该付”与“触发解约权/处罚的门槛”区分开，减少灰区叙事滋生空间。
第二，把“分期协议”从“过关材料”升级为“可追责的承诺”。允许协商不等于允许无限拖延。对延期协议设置更可预期的披露、履约节点与惩戒联动：一旦逾期不履约，自动触发更强的注册限制或准入后果。让协议不是挡箭牌，而是清欠的倒计时。
第三，把“财务平衡”从管亏损再往前推一步，真正落到“把主营收入做实、把现金流做稳”。节流可以继续，但支出上限应当越来越取决于可持续主营收入；同时把“收入是否到账、是否合理、是否接近市场价”作为监管重点，堵住把输血包装成收入的通道。只有这样，俱乐部才会被迫把精力从“过关策略”转向“经营能力”。
一言以蔽之：欠薪治理的目标不应停留在“年底把账清掉”，而应当让俱乐部全年具备按时发薪的现金流能力，让欠薪成为高成本、低收益的冒险，而不是可操作、可周旋的策略。“清欠”才会从年年热点，真正走向治理的终点。
